总之，白老师让我一个过街老鼠似的叫花子活得比好孩子都体面。
  三年级的暑假，我发现白老师胖了。白老师说她怀孕了，可生孩子之前不是要先结婚吗？我不懂，但隐隐约约觉得这事不该问。从那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白老师的男朋友，白老师也没有再提起过他。
  我满心期待着我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的出生，学习更带劲了，再加上我乐于助人，成了老师和同学的香饽饽。我的生活几乎完美，可有一个人总扫我的好心情。
  他叫胡大宝，是我福利院宿舍里的下铺。他比我大好几岁，我打不过他。他给自己取了个外号，叫野狼，还养了一只大黑贝，名叫肉松，有时候他喊它小松，就像我娘喊我一样。他骂我是狗，我早想收拾他了。
  有一天，他对我说，我该盼着白老师摔一跤，把孩子摔掉，因为孩子一出生我的好日子就到头了，他说这是为我好。当晚我就用老鼠药毒死了肉松，又从厨房偷了一把菜刀剁下了狗头，然后学着电影里的情节，把狗头塞进了胡大宝的被窝里，把沾着血的菜刀压在我的枕头下。
  血淋淋的狗头吓得胡大宝哇哇大叫。他跟老师说是我干的，我跟老师说是他杀了自己的狗想嫁祸给我。一个好学生，一个小流氓，傻子都知道该信谁。趁这个机会，我还告诉老师他平时欺负我，让我交保护费，打我骂我，不让我好好学习，还逼我抽烟喝酒说脏话，还在背后说恨福利院的老师，早晚有一天炸了福利院。老师气坏了，当即扇了他几巴掌，又踹了他两脚，还让他写了两千字的检讨，最后警告他如若再犯就送他去少管所。
  这事过后，胡大宝老实了几天，可狗改不了吃屎，美国多久他又开始找我茬。
  有一天，秋风村的拾荒老头不知道从拿得来的风声，找到了福利院，说我是他儿子，要带我回去，我死活不跟他走。结果，这事让胡大宝知道了，他便开始拿着个取笑我，还说要把这事告诉白老师，再告诉拾荒老头是白老师不让我跟他回去。我去小卖部买了两瓶汽水向他求和，保证以后再也不和他作对了。说话间，我们提到了拾荒老头，我把胡大宝拉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，悄悄告诉他我知道拾荒老头的钱藏在哪里，足足有一千块，听到这个胡大宝的眼睛都亮了。我说，咱们做个交换，我把他藏钱的地方和他什么时候不在家告诉你，等拿到钱，钱都归你，但你以后就要和我做好朋友。他开心地答应了。
  不久之后的一天夜上，秋风村出了一桩命案，拾荒老头被人杀死在了他的老鼠洞里，尸体上插着一把尖刀，凶手是胡大宝，没多久他就被枪毙了。
  那一年过得真好，我有了单人宿舍，妹妹也出生了。
  我的妹妹叫玉良，白玉良。
  原本白老师想给他取名叫月亮，可总觉得这不像个人名，便根据那句“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”取了月亮的谐音，改为玉良，小名圆圆。玉良是大年初一出生，生下来还不足六斤，身体小小的，眼睛大大的，抱在怀里我都不敢喘气儿。
  小学毕业，我如愿以偿去了白马城一中。和小学时候一样，平时住校，周末去白老师家里改善生活。白老师让我搬到她家住，我却借口学习太忙没有同意。因为我始终记得白老师的话，让我住在家里对玉良不公平。初中三年，我把白老师给的零花钱都省了下来买成了玉良喜欢的小玩意儿，每次去白老师家都带一个送给玉良，一是尽哥哥的责任，一是因为母亲说过，空着手上门做客人家笑话。
  三年后，我考上了白马城最好的高中——白马大学附中，进了实验班。学校就在白老师家旁边，高三那年白老师让我住在她家里准备高考，我同意了。为了照顾我和玉良，她还辞去了班主任的工作。
  一切都那么好，可好的太正常，太不真实。
  自从白老师举着花伞打路对面朝我和母亲走过来，我就生活在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中。后来，越是一切顺利，越像一场白日梦。很多年过去了，这种感觉依然没有消失。
  玉良慢慢地长大，她聪明，漂亮，爱哭，爱干净，爱热闹，爱幻想，比她更美好的我想象不出来了。或许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和玉良相提并论，就是母亲口中的姐姐。当了哥哥之后，我更加努力了，努力地学习，努力地做个好孩子，努力地言语行为高雅，努力驱散那些挥之不去的梦境，我不允许自己成为她们母女二人生活的败笔。
  在努力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是，我没有理想。虽然我什么都能做好，但做什么都行。没有理想高考报什么专业呢？玉良吃饭时，我想做厨师。玉良唱歌时，我想当钢琴家，玉良弹琴时，我想当音乐家，玉良看动画片时，我想当漫画家，我想报什么专业取决于玉良当下的快乐是什么。
  高考结束填报志愿那天，我问玉良，你的理想是什么？玉良说她将来要当杜甫那样的大诗人，我便选了白马大学的中文系。
  我说过，我做什么都能做好。大学里，我依然是最优秀的，本科毕业留校读硕士，硕士毕业我申请了一所法国的大学，去研究加缪，因为那个时候，玉良改喜欢加缪了。
  读博的时候，玉良长成了大姑娘，像一株青葱的春竹，充满了希望。她很崇拜我，总是把“我哥说”挂在嘴边，连梦想都是像哥哥一样，成为一名研究加缪的学者。我算着时间，等她高中毕业，我也该博士毕业去大学当老师了。以玉良的成绩，不出意外一定能考上白马大学的中文系，而以我的能力也可以尝试申请白马大学的教职。想到将来玉良可能成为我的学生，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如此地奇妙与美好。
  三年的博士生涯顺利结束，玉良也如愿考进了白马大学文学系。问题是，白马大学的老师可没那么好当，我咬了咬牙，做了个决定，在法国再做两年研究学者。
  那是我人生中最错误的决定。
  假如我早点回家，悲剧就不会发生。假如我不学文学，或许玉良就不会拿我当榜样，不报文学系，也不进白马大学。假如我没有出现在她们的生活里，就不会把厄运带给她们。
  或许我根本不该存在。
  我恨我自己。我恨过抛弃我的亲生父母、恨过让生母哭泣的人，我恨过把母亲赶出家的女婿，恨过拾荒老头，恨过胡大宝，恨过动不动就打骂我们的福利院老师，恨过白老师的男朋友，但这些恨都不及我对自己的恨意。我要反省，我要忏悔，必要时，我可以以死谢罪。可是，当我回顾自己的人生，我发现我并没有做错什么，连试卷上的错题都比别人少，那么，一个没有过错的人凭什么被恨？谁都没有权利恨我，包括我自己。
  可不恨自己，我又该恨谁呢？
  刚上大一的时候，玉良三天两头给我发邮件，讲述生活，谈论文学，请我欣赏她的新作，字里行间都是快乐。我是做文学工作的，我能看得见文字的色彩，听得见文字的旋律，嗅得到文字的香气，写字者的灵魂在我的眼中无处遁形，快乐的无处遁形，悲伤的也无处遁形。那时候，玉良是快乐的。
  从大一下半学期开始，文字间的笑声消失了，我嗅到了泪水的气味。
  玉良谈论生活与文学的文字越来越少，还经常问一些没头没脑的问题。她问我自己是不是不合时宜？问我人之初性本善吗？问我文学的殿堂魔鬼能进来吗？还问如果一个人想象自己是快乐的那她真的可以快乐吗？她像变了一个人，我甚至需要打电话和她确认那些邮件是不是她写的。再后来，连邮件都越来越少，她说她学习很忙，总是想不起来写邮件给我。我感到十分不安，直觉告诉我哪里出了问题。我打电话问白老师，白老师说她也发现了玉良的异常，说玉良越来越不爱说话了，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盯着书本发呆。
  我提前一年申请结束了工作，准备开春就回国。大年三十晚上，我和白老师视频，玉良哭了，问我说“哥，有人欺负你吗？”我说“哪能呢，你哥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”。她又说“哥，你以后好好照顾自己，别受欺负。”
  那晚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
  空空的世界里飘着一束淡蓝。时而像一束细丝，时而像一团柳絮，在那个寂静无声的世界里飘荡着，像在等待，又像在告别，像在清唱，又像在呜咽。
  我吓醒了，立刻买了一张次日清晨回国的机票，可天还没亮，白老师就打来了电话，哭着说说玉良上吊了。
  回到家的时候，天在下雪，玉良躺在自己的小床上，床头的一排玩偶都是我送她的。她像睡着了一样，只不过颈间多了一红痕。
  这场景我一定在哪见过，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，我不能思考，无法呼吸，心抽搐成了一团，双脚像踩在棉花上，有个声音冲我喊道我，这才是真实的，这才是真实的，这才是真实的！接着，那个声音开始尖叫，叫得凄厉，叫得声嘶力竭，叫得毛骨悚然，那声音那么熟悉，像是那个长久以来关在我心底的声音，是谁？是谁把他放出来了？是我自己吗？